这样一种历史客观主义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部分成功，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形态——或者以其较为精致的形式，或者以其较为粗糙的形式——至今依然对历史学具有普遍的支配力。然而，如果说伴随着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进展，这种历史客观主义已然暴露出其全部的天真性，那么，对于一般的历史学观念来说，就不能不面对由上述天真性而引发的那些基本问题了。这里的问题首先是：那种拒斥哲学的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是完全脱离哲学的或非哲学的？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上述那种疏离哲学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哲学罢了——正如恩格斯或怀特海多次指证的那样，那是一种反对哲学但却缺乏自身反省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主导形式就是实证主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概念，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按照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在它们发生时可以被直接知觉到的事实。同样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历史事实（或在历史学中的事实）肯定是与此不同的。柯林伍德举例说，公元2世纪的一项事实——罗马军团开始完全从意大利以外征集，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被直接给定的；它是经由一种按复杂的准则和假说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历史学家怎样而且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够知道现在已超出回忆或复述之外，所以对他就不能成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54]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展开这一问题的现代讨论，但这一问题本身却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答案上去。这个答案是：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答案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远未被超越，而且理应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批判地检审其前提的历史学——赖以取得积极进展的实际开端。即使是对马克思的存在论颇多微词的海德格尔依然声称：“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55]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它们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