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来加以阐述，并通过这种阐述来指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由于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所以虽说整个探讨是以方法论为核心的，但它仍须在一方面涉及方法论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在另一方面通达于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的讨论将既是哲学—方法论的，又特别重要地包含着哲学与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的积极对话。
这种对话的本质重要性就在于：正像当今一切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不能不深思其方法论的前提（或预设）一样，任何已为真正的历史原则所贯彻的哲学不能不通过历史学的实践来考验其方法论，并通过与史学的持续对话使其特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充分显示出来。然而，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特别地强化和巩固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固定模式、先验框架），或者又被看作是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彼此相通的两极似乎就被调停于“经济决定论”这种粗陋的唯物主义之中。如果说，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历史学确实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粗陋观点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离开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就像离开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一样遥远——它既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二者在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混合”。不过在这里立即就提示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即真正深入地阐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2）总体性的观点；（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如果说，在后面的全部讨论中我们将更多地从黑格尔哲学开始，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第一，这三个方面之初始的——同时也是颠倒的——形式首先较为完整地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第二，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特征最初——并且始终——是在与主观思想的对立中显示自身的，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最有特色之处正是它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最为切近地联系着黑格尔哲学，它在一切确立自身的肯定方面都表现为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脱离。
一、社会现实的发现
在西方历史学的传统中，历史学“自律性”的要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迅速高涨起来。正像力图自律的历史学在一个方面要求彻底摆脱自然科学的规范一样，它在另一个方面要求坚决地拒斥哲学—形而上学。那种拒斥哲学的呼声在兰克的“如实书写”（wieeseigentlichgewesen）中找到了自己的纲领，并使之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按照这一纲领，历史学的本质就在于确立客观的事实，或客观地确立事实；而这里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历史的“真相”或本来面目是既有的或直接被给定的，意味着历史的叙述要摆脱叙述者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等，并且不提出任何法则，不作任何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