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既是人之为人的优越和可贵之处，也是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人永远不会停留于某种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总是要通过观念方式和实践方式，力求超越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力求不断地超越自我。在此过程中，人既推进了历史的发展，也改变了人自己的存在状况和规定性，不断地实现着人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3]古往今来，出于自身独特的生存状态，人们总是力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和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确认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在世界中的命运问题。为此，具有超越性的人总是力图突破现实条件的限制，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24]就此而言，本体论探究决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奇思妙想，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源，其最深层的根据就在于人的这种超越本性和超越性存在方式。
其次，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是本体论探究的思维根据。
哲学思维方式，实质是以理论形式表达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哲学思维最典型和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无限性、普遍性、致极性、超越性追求之本性，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抽象和最高级形式。
在哲学思维的历史发生与系统发生进程中，经历了由动物思维经过神话思维向健全完整的人类理性思维的漫长演进和跃迁，而本体问题的探索和本体概念的形成，则是人类理性从事哲学探索的关键一步，是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提升和跃迁的关键一环。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巴门尼德对于现象背后的“存在”的探索，到柏拉图的“共相”、“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出和论证“实体”、“本体”、“存在”等一系列真正的本体论概念，古代本体论逐步形成。亚里士多德把本体问题确定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理论。他在多种本体中寻找第一本体，在多种原因中选择出四个主要原因，又在四因中确定出极因，表明了人类理性寻根究底的致极性追求，确立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的基本观念。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初步表达了人类超越有限世界，探索终极存在、终极原因，寻求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哲学追求。此后，本体论曾经长期居于哲学涡流的中心，并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影响着对于几乎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对于其他哲学问题，比如认识论、价值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的探究均以本体论问题为中心而旋转。其最辉煌的例证之一便是中世纪至善的神学也不得不为万能的上帝寻找其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近代以来，认识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且成为哲学涡流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论问题的完结或消失，而是其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与深化。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展开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其根本性问题，却是普遍必然性知识的真实基础问题，其中也就当然地包含着对世界的终极存在的终极解释是否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体论问题是最古老的并长期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