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上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方法论方面的伟大革命性变革，得益于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模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认识社会历史，“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9]。为此，他们强调把认识的出发点放在人类的实际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上，并把改造社会作为引导社会认识活动及其发展方向的目标和目的，且使之贯穿在认识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强调对于自然—人—社会大系统的整体把握，注重个体、群体和类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力图在相互作用着的多种社会要素中找出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他们坚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0]，并在此基础上去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系统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满足于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整体把握，还要把握其各种具体形态，尤其是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他们强调在对人体的解剖中去探索把握猴体的钥匙。在物质利益的分化和阶级利益的对立中揭示阶级社会的特殊矛盾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并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矛盾的深刻分析中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建构起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型，并通过将其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诉诸实践，来引导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展示出自身的特殊社会功能。
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有着唯心主义的特定内涵。与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尊重人，甚至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旧唯物主义却忽视人、漠视人，甚至“敌视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把人仅仅看作一种自然存在物，一种物质的东西，认为人是植物、人是动物、人是机器等，把人归结为其自然属性而忽略人的意识性和社会性。费尔巴哈比18世纪唯物主义有所进步，他把人看作感性的存在物，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他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从18世纪唯物主义敌视人，到费尔巴哈所看到的抽象的人，其根本点，在于不懂得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本质就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地联系起来，指出：“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12]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的关注至少包含着以下基本点：
第一，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中，都应以现实的、活动着的个人为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这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