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不仅与对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密切相关，从而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是与对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合理理解内在相关的，从而更加全面、彻底。它不仅是自然辩证法，也是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人性辩证法、思维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等，是真正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和有效性的辩证法；它不仅是客观辩证法，也是主观辩证法、活动辩证法；它不仅关注和尊重人与世界关系的自在的辩证运动和过程，而且把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积极的革命的因素自觉地加入到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之中，通过实践的合目的性展开来影响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发展方向和过程，使之向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变化，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理想的和人道的进化过程。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出自然—人—社会大系统的普遍联系和辩证运动，证明并且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的辩证理解和解释。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具有双重的含义：其一是在观察、理解和说明任何哲学对象与哲学问题时，都加以自觉贯彻应用的强烈而又深沉的历史视野、历史逻辑和历史方法；其二则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密切关注、深刻理解和独到解释。正是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在社会历史观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把人类的历史描写为一个辩证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从而显示出巨大而深沉的历史感，甚至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作为一个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把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归结为那神秘的绝对精神及其外化，从而最终不能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7]
如果说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还称得上是一个尽管是直观的然而仍然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那么，他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解释上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宗教唯心主义，但却由于直观唯物主义的历史意识和实践意识而陷入到对人的抽象理解和对“爱”的新宗教的盲目尊崇，乃至不自觉地陷入唯心主义泥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8]
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辩证有机地结合之所以这么困难，从根本上说，在于人类社会历史本身所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宇宙运动中的最高级形式，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包含着整个世界从低级到高级的全部运动形式和全部过程性特点：自然的、社会的、人的；个体的、群体的、类的；物质的、意识的；感性的、理性的；需要的、动机的；生产的、消费的；理智的、情感的；现实的、理想的；必然的、偶然的；客观的、主观的；可逆的、不可逆的；目的的、手段的、结果的；观念的、实践的；自觉的、盲目的；价值的、评价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等等。面对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活性的有机系统整体，如果缺乏一种总体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视野和方法，则难免陷入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