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明确表达出对这种哲学的尖锐批判，表达出对“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关切。他指出，以往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往往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一般人”或“类”，把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5]这就是说，马克思人学研究的主题和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或“类”（虽然马克思并不完全排斥“类”思维），而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过程，“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马克思人学视野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主要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的人学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关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并注重使工人阶级的异化世界成为人道世界，认为那种不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不关注无产阶级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哲学，将失去生存环境。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这意味着，马克思的人学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基于这些思考，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8]这里，马克思把自己哲学或人学的迫切任务确定为研究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真理和异化。
实际上，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对现实人的科学理解，从而使现实的人真正成为哲学或人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我和邹诗鹏教授曾认为，把现实的人看成哲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力图肯定感性的、现实的人对于哲学的首要意义。但要真正把感性的现实的人确立为哲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那就必须将感性本身本体论化，但这是传统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本性即超验性，凡是成为本体的都是超验的实体性存在，故感性是根本不可能成为本体的，更不可能建立什么感性本体论。由此看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注定是与感性的、现实的人相异在的。而要真正赋予感性以本体论的意义，不仅要赋予感性以新的理解，同时还必须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一番根本改造。在马克思那里，这两项工作是连在一起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作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对人来说必然具有一种本体论性的意义：“人的感觉、情欲等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换句话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首要前提，就在于人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即通过“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性活动，从而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但要真正达到这一点，还不能仅限于“人自身的肉体组织活动”，而必须同时取得这种生产活动的生活意义，使得这样一种物性的生产活动不至于与人的生活相异化。因此，作为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9]显然，马克思不仅在自然人类学的意义上肯定感性本体论，而且这种自然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定性同时就是人的生存的历史规定性，而自然人类学的规定性与历史规定性的统一决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所实现的生存论层面上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对本体论的内在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