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上的起点是激进的民主主义，哲学上的起点是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以后，受工人运动思想潮流以及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逐渐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变。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他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但当时他的共产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即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作为共产主义的根据，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5]他当时还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即自然唯物主义阶段，没有把唯物主义延伸到人类社会领域，没有创立唯物史观。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属于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范畴，但他已突破费尔巴哈的理性本质论而主张劳动本质论或实践本质论，从而突破了费尔巴哈的理性异化论而提出了劳动异化论，这就引导他从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去挖掘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客观矛盾和发展规律，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一个自然过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进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初见端倪，二人合写的《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增强了他们运用唯物主义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自觉性，《提纲》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和直观唯物主义，阐明了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形态》重点批判了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的重要意义，未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人类社会领域，提出了唯物史观的系统理论。
《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后来恩格斯又对此章标题加了一个说明，使之成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主题就是批判唯心史观和论证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历史观或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突破口在于从劳动或实践入手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然后他们以此为基础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马克思在《提纲》一开头就指出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6]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用类似的语言批评费尔巴哈的这一缺点，如他们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7]又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8]这些引文都是脍炙人口并引起过一些误解的论断。有的人认为，这些论断说明马克思（不提恩格斯，似乎恩格斯不是《形态》的作者之一）把现实（世界）理解为实践；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把实践看成整个宇宙（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些看法，如果死抠文字，并非毫无根据；如果把他们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这些论断不过是说，人类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已经大大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今天地球的现状是人类世世代代从事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第一，现存的感性世界不是整个宇宙，只是地球；第二，地球上也还有人类实践没有触及过的地方；第三，经过实践改造过的东西打上了人的实践和主体性的烙印，仍然具有客观性，“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29]。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引申出实践本体论完全是一种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