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恐慌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管制有关，与不注重解放和开发人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这种管制对社会秩序、国家稳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往往是以牺牲个人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官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那种排斥“人力”服从“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
政府职能缺位、越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这种体制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做“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维护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却以权谋私，对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是“缺位”。
公民社会不成熟，主要是由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个人与社会民间组织的过于管制造成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使得民众依附型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不足，使民众过于依附于政府权力而缺乏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也往往使一些公民的合法权益、民主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存在着社会不和谐现象，根本上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所造成的公共治理不健全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的私有化；后者必然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使人们不能完全做到各得其所；分配秩序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必然产生社会分化，具体表现为涉及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许多人往往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也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不再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存在，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出现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局部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等等；而这种社会分化必然产生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1] 选自《江海学刊》，2005（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73、67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同上书，73页。
[7] 同上书，15～16页。
[8] 同上书，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 同上书，461页。
[17] 同上书，41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同上书，11页。
[20] 同上书，417～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