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入揭示并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与“深层根源”？我认为主要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国问题是通过“社会面貌”来表现的，人是剧作者，社会面貌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通过中国问题与社会面貌我们可以走向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分析；人如何存在决定人如何行动，人的存在的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注重人的存在中的经济因素，而我们应相对关注中国人的存在中的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中国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加藤节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35]。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由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揭示与分析人的行为方式背后的“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剧中人，社会层级结构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中的人，其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义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是架构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四大特征：权利服从权力；身份挤压能力；人治高于规则；服从高于自立。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人的存在方式深层背后的“社会层级结构”。近年来，我从各方面努力，力求建立一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我发表了一些成果。[36]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框架。
为什么造成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现存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政府权力具有某种管制作用，权力依然至上，这种权力不仅掌管、配置许多资源，而且占有许多资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资源，哪里有资源，哪里往往就有权力的僭越。当下级部门需要上级权力部门配置给自己资源的时候，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去寻租。说到底，权力的市场化与一些政府的权力至上、权力管制有关。这里，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没有真正瓦解权力过于集中的世俗基础，也没有完全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基础。
许多地方之所以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有关。而这主要是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注重对人进行管制、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造成的，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往往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重控制轻开发。这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会遇到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某种阻扰。吴敬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重要原因在于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
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背离，原因主要在于对某些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民主监督，进一步说是由于权力至上，后者意味着官本高于民本，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权利，某些权力可以凌驾于民主监督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这里存在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畏惧，缺乏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