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准确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4]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实际，从哲学角度看，我认为当代中国应首要关注五大问题：
其一，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等。现代性过程是领域分离的过程，我们的许多领域现在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领域的不分离会造成某种领域力量的霸权而又缺乏制衡，从而使其他领域得不到正常发展。
其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尽管也有资本的问题，但解决权力问题先于并重于资本问题。因为今天我国出现的大量问题，是由于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而造成经济领域资本力量运作缺乏规范所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又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资本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些学者不关注权力问题而只注重资本问题，是一种错位。
其三，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公民社会领域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民众参与程度低，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建设问题。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于行政权力与人情关系力量过大，就造成了理性力量式微，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缺乏应有的科学理性设计。我们不能过度批判理性，我们需要健全的理性。
其五，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尽管政治解放有其历史局限，因而今天也有“人类解放”（把人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但人的政治解放（把人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应先于人类解放。因为封建文化遗毒对人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个人独立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一定意义上把人变成非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并未充分释放，政治解放的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况且人类解放还需要政治解放为其提供基础。一些学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仅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