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也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不错，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无可否认（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别也是事实。但也不必把这一点夸大到玄之又玄神乎其神的程度。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否则算什么哲学？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格格不入、不可通约。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彼此的思想何至于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呢？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的解读而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佛教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说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以后，经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天台、三论、华严、法相、律宗、净土、禅宗、密宗等许多学派，经过与儒、道的渗透融合，其中大都具有了中国民族特色，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诚然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也不见得处处准确；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并无重大误解，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刻，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那就未免远离事实了。
3.中国人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吗
有的论者说得更为彻底，干脆认为中国人即使读懂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东西。一搬到中国就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儒家化”的、“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