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斯大林的“小册子”出版之前20年，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了。那时当然没有斯大林的“小册子”，也没有“苏联教科书”，中国先进分子向国内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许多甚至并不是苏俄的著作。以李达同志为例，他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翻译、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不是苏俄的作品：《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作者是考茨基，《社会问题总览》的作者是日本人高畠素之（他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唯物史观解说》的作者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当时汉译名郭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成立的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绝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其中已出版的不少原件现在还陈列在“一大纪念馆”里。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十多年，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例如李达同志1926年发表并再版达14次的《现代社会学》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联系中国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1929～1930年李达同志翻译出版的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篇为《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都不是苏联人的作品，只有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10月出版）、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9月出版）是苏联人写的，但这些书有各自的体系，都与以后发表的斯大林的“小册子”并无关系。至于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的讲义印行，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1936年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出版），当然更与斯大林的“小册子”无关。以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为例，这本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长达425000字的名著就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这本书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时，不仅分析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对这部手稿作了长达两页的分析。这本书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5年就印行了，怎么能说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