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认为把马克思的哲学叫做实践本体论，就“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里讲的“超越”如果是“绕过”或“避开”的意思，那么我以为“超越”是不可能的。既然叫实践本体论，首先就得对实践的概念下定义，下定义就不可能不触及唯物唯心的分歧问题，因为实践的概念也有唯物唯心的区别。你说的实践究竟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呢，还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呢？如果是前者，你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如果是后者，你就得首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个前提，你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列宁提出的“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是否存在”、“人是不是用头脑思想的”这样的问题似乎太没有哲学味道，有的哲学家简直不屑于谈论。但这确实是非常厉害的问题，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超越”不过去的。不错，马克思的哲学确实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也超越了唯心主义，但这种超越不是取消了决定唯物唯心对立的那个问题，不是对那个问题置之不理，不作回答，不是抛弃它们在回答那个问题时的正确成分，而是在肯定它们的正确成分的基础上作出更高的综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哲学的特点、马克思的哲学所造成的革命正在于它把实践看作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钥匙。可是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肯定过的一切命题，把旧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的物质性的论断也革掉了。一句话，如果只说到旧唯物主义的这个论断为止，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可是如果连起码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命题也不承认，就更不是马克思的哲学了。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体论上有原则分歧吗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我们历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而恩格斯的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与马克思不一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本体论，恩格斯的哲学是物质本体论，两者根本不同。这就是说，恩格斯经常歪曲马克思的哲学（更不用说列宁了），而我们一直把恩格斯的哲学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所以犯了许多错误。这种观点在国外决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事实根据吗？没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1844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1845年春天写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是1844年到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1845年到1846年写的。如果说“手稿”和“提纲”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乎同一时期写的两部合著能不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呢？这两部合著的哲学观点与“手稿”和“提纲”的哲学观点有什么根本区别呢？怎么从这两部合著中看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不一致呢？这两部合著的观点应该算马克思的哲学还是恩格斯的哲学呢？至于恩格斯在1876年到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更被不少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歧的“铁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命题被说成与马克思的哲学对立的错误命题。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恩格斯在1885年（当时马克思才去世两年）写的《反杜林论》新版序言中把这本著作称为“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称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并且叙述了此书写作的过程：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8]
如果说马克思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时候，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竟然认可恩格斯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连意见也不提，岂非不可思议？当然，恩格斯和马克思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他们的个人风格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专长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斗争中的分工也有所不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见解也会有一些差异，热衷于做这种文章的好事者尽可以就这些差别搜集不少的材料，写出不乏销路的书来。可是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重大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把恩格斯的哲学说成是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的另一种哲学甚至相反的哲学，这文章实在是做错了。
没有疑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必须作严肃的反思。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也做过一些反思的工作，包括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点的批评，虽然做得很不够，但是我以为，不应当把我们理解和宣传上的缺点错误归咎于恩格斯，因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