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指出，“历史集团”的形成在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非常关键。领导权是多种社会力量历经不断谈判和斗争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力量。质言之，领导权的获得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不断结合——解结合——再结合的过程。葛兰西对这些阶段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指出，在真实的历史中，横向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纵向的国家、政治相互交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或分离，每一次结合都可以由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体现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国际关系与这些国家内部关系的相互交织、进而创造出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一种新结合①。异质性作为历史集团的一个根本特征，并非单纯的相互排斥，而是共同致力于争取领导权的目标。雷德克里斯南清楚地阐释了历史集团的矛盾性。他指出：“一方面，它宣布了‘同一性’这一经典概念的消亡；另一方面，它又共同塑造了一个战略同一性效果。”①可见，异质性取消同一性的同时，又在争夺领导权的意义上造就了一种战略的同一性。简言之，“历史集团”是“同一性中的差异性”与“差异性中的同一性”这一矛盾的结合。
“历史集团”在葛兰西的语境中还凸显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这点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合共同构成了历史集团的水平和垂直两个基本方面。水平方面指的是横向的不同社会力量的接合，“一旦这些水平方面联合成功，这种历史集团就可在垂直维度上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与上层建筑、经济生活与它的政治、文化意识之间、社会的存在与其意识之间的相对的稳定的关系”。②葛兰西在垂直维度上强调历史集团，体现了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意在限定历史集团的发展与走向，使其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其真正获得领导权。不难看出，文化领导权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因素的思想，它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纳入广义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中，保证了这些斗争的内在的有机统一。葛兰西强调文化上的领导权，是基于对经济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局限性和意识形态有时是具有物质和政治力量的清醒认识和判断的。
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续。因为如果说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即无产阶级在自我意识中重新成为自为的成熟思想主体的话，那么革命的中心任务就要从原来那种更多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转向更加重视人的主体结构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系统的根本变革上。这样，葛兰西与卢卡奇从不同角度出发，却得出了共同的认识，即都基于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强调，突出了文化革命的首要地位。事实上，这种文化革命观的实质，就是强调了主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对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中，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就从文化领导权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后又沿着这种批评路线发展出了包括心理结构、本能结构和日常生活变革在内的文化革命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眼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控制就在于物化意识和压抑性文化成功地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得益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助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等工具向人的个性结构的渗透。所以，只有彻底打碎这些真正禁锢人们心灵的心理、本能和意识结构，动摇资本主义现存秩序背后的文化框架，瓦解资本主义压抑和欺骗人的意识形态系统，才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三)激发主体超越意识的审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