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在对东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比较中，洞察到西方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看到，由于市民社会的发达，在西方社会中，传统国家的政治强制性逐渐弱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开始突出，日益展现为一种二重本质，即强力十同意(领导权)。尽管国家的暴力和强制职能依旧存在，但更多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领导权”来实现控制的。由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领导权的确立，以暴力为特征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模式在西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采取新的革命战略。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社会革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第一，无产阶级应该首先取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地位体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个方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便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①。所谓“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就是指文化领导权。它的具体内涵是指统治集团除了依靠武力强制和暴力之外，还必须不断取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或共识，才能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统治。所以，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获得领导权，是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前提。
第二，夺取文化领导权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葛兰西提出“阵地战”是为了强调价值冲突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市民社会内部，基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的努力，用无产阶级道德这种新世界观逐步克服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信仰的状态，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进而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为此，葛兰西亲自研究了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与各种文化流派，剖析了意大利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阶级实质。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强调阵地战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运用其他战略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具体战略的选择应该取决于市民社会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实际发展状况。葛兰西指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些阵地失掉了它们的价值，决定性的阵地反而处在危机中，那就得转向包围战。”①
第三，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理性化进程。其中，构造以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主的新的市民社会阶层的核心要素，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但除此之外，还要依靠并加强政党的培养和组织功能，以及通过文化启蒙意义上的教育促进平民大众的知识分子化，最终实现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的目标。总体来讲，赢得文化领导权，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反对深层扼制人们心灵的无形压迫的斗争，即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重建一种无产阶级的新的“整体文化”。
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葛兰西力图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的内在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客观来讲，在意识革命，或者说文化革命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上，与卢卡奇提出的恢复无产阶级关于自身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这种抽象的方式相比，葛兰西的思想显然更具现实性。在葛兰西看来，“历史集团”是由阶级以及许多从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各种形式的亚集团组成的，因此，它是一种比阶级，甚至阶级联合更为复杂和“异质性”的结构。作为一个空间概念，集团注重的是寻求多种立场、多种决定因素以及多种联盟，而并不强调单一的统一原则或本质，这是“历史集团”概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阶级”概念的重要区别。“历史集团”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严峻形势，即资产阶级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只有争取各种多元的力量，才有可能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体现了对传统政党政治在葛兰西理论中的淡化。在他心目中，革命最终要实现的是新文化的启蒙和新文明的创造，而并非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所谓“新”政权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