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推动了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探讨。他们克服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强调了总体性原则的重要性，进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与恢复问题。
(一)革命意识问题的凸显
卢卡奇基于对第二国际所倡导的“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所做的批判，揭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卢卡奇的总体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是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出来的。卢卡奇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凸显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特别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极大关注。他认为，无产阶级主体能否实现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其革命意识的恢复或重新生成，而后者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具体讲就是要无产阶级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摆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易事，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成熟的革命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受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越是高度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就越是一个艰巨的过程。”①
葛兰西基于列宁的思想也探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指出，列宁是否认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自发性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束缚，根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革命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最多只能从改善自身的局部利益的目的出发进行一些罢工运动，但从性质上看，这种斗争根本算不得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列宁强调，必须借助职业革命家的努力，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信仰从外部灌输到革命群众的斗争中去。
葛兰西继承并改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他也赞同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要依赖杰出精英从外部进行灌输，而不能依赖其完全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生产环境和阶级斗争中产生，正如他所说：“自发性的要素对革命斗争是不够的，它永远不能导致工人阶级超越现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需要的是‘自觉’要素，‘意识形态’的要素。”①另一方面，与列宁不同，葛兰西并不完全否认自发性。他指出，革命意识一方面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阶级的经验所固有的，而且大部分是从群众自身的自发冲动、见识和能力中提炼加工而成的。虽然葛兰西也注意到，群众本身拥有的众多意识许多时候表征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表现为他们对社会日常生活未加批判的世界观。但葛兰西辩称说，决不能因为这种“常识”是未加批判的和不系统的，就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完全被资产阶级思想同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事实上，它是一种蕴含部分真理成分的从属阶级的世界观。在葛兰西看来，这些“常识”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赖于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群众的接触，用一种以融贯的、系统的、批判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由此可见，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常识”的合理性，但也坚持要对其加以批判和引导。
(二)西方社会革命的实质在于赢得领导权
葛兰西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他的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两个核心范畴为基本内涵的西方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是以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为依据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革命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