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从方法论角度看，唯物史观的启示是，事物唯有与当下结合，或者说在当下经验的参与下，才会显现出意义。从艺术领域来说，就是要避免脱离艺术作品的生产及流传过程来看待这些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也就是说，要注意作为创造物总和的文化概念的拜物教性质。本雅明据此评论了当时的文化史研究，认为它只是增加了堆积在人类身上的负担，却没有给人们提供卸下这一负担进而将其掌握在手中的力量。①显然，在本雅明看来，要获得这样的力量，就要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将文化史方面的大量财富与不同时期的当下经验相结合，从而使其焕发出生命力。本雅明还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深刻理解这一口号，指出那些用来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知识，根本不能带给无产阶级从这个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力量。知识只有与当下的经验相结合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作为一名杰出的文艺评论家，本雅明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努力揭示当下经验对意义生成的参与。他从来不是教条性地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是将其活生生地融入自己的思维方法和立场原则中。本雅明成功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运用到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对现代主义面貌做了深入内里的独特刻画。他的思想在当代西方备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推崇。
本雅明突破传统的概念式陈述，为基于现实变化而建构的诱发主体自主思考的意象阐释，开拓了一种新思路，即让读者面对新出现的状况自己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读者走向其倡导的意义。这样的理论努力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充实与发展，也迎合了现代人精神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本雅明现代性批判的题旨和价值尺度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本雅明的批判，不仅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考量现代主义时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而且出于社会良知，试图为资本主义找出一条更合理的发展道路①。我们知道，关于人文精神，20世纪以来，西方发展出两种解释框架：一是推崇人文的自然发生机制，一是强调人文发生的价值选择。本雅明就是后一种解释框架的开启者之一。他的现代性批判颠覆了一切权威，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揭露虚伪现实的基础上，彰显了一种改造现实的革命精神，进而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
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影响深远。首先，他的理论实践证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条件下依然有效，而且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这决不能依靠只是简单地从唯物史观中寻找一些观点加以支持，借鉴一些概念加以利用，而要像本雅明那样，敏锐洞察和准确把握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去印证和引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例如，本雅明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研究，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批判在新时代应做的调整。他敏锐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产业工人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转变成阶级意识退隐的大众，并将大众视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通过对他们精神状况的刻画，本雅明首次将大众文化批判放在了新时代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位置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
其次，从总体上看，本雅明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乃至后来的一些思想家。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冲突以及在此冲突中人类精神面临的危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思想界不同，本雅明直面现实，采取了一种与审美乌托邦不同的解决方式，使审美走向生活、走向大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本雅明基于对现代人处境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提出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超出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承受力”①,远非同时代的人所能理解。本雅明现代性批判的这一路径也深刻影响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一方面，促使他们突破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将文化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联系起来，指出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基于生活经验的整体性，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②。另一方面，启示他们进一步尝试通过文化批判重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来实现现代性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