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察并秉持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思想中的文化和价值维度，指出文化的进步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和进步，其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文化领导权的启蒙意蕴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蒙根基，但后来的很多学者在阐述和运用它时往往只注重领导权中的斗争因素，而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启蒙的保障，领导权的争夺或谈判往往就会走向简单的夺权运动，这显然绝不是葛兰西所倡导的文化革命的目的。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是其政治问题的暗线①,二者密不可分。政治与文化除了一种实用性的关系外，更体现为一种更广泛而细密的关系。这种“细密关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政治保障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本身就是启蒙的一种结果，如社会主义政治在葛兰西看来，就是一种文化启蒙的扩展。由此可见，在葛兰西那里，革命行动或政治实践，指向的是对民众的文化启蒙，进而创造一种新文化、一种新文明，乃至新人类。正因如此，葛兰西“不为党本身着迷，不把兴趣放在创造一种职业精英去统治大众上，也不把政治教育仅仅局限于革命中的工具地位上”②。这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单纯政党政治、阶级政治的淡化。他坚持对民众进行文化上的启蒙，积极地致力于将下层民众从常识状态提升到健全的见识的高度，使民众真正看清自己及其所在的世界。
葛兰西非功利性的革命目的论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独特之处。
对文化启蒙作用的强调，意在保障文化领导权的维护与争夺方向。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争夺中的谈判与斗争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启蒙的方向，即为人民创造新文化、新文明，推动大众走向解放与进步。基于此，雷德克里斯南曾明确指出了葛兰西与福柯在政治上的区别，即“葛兰西不会接受一种没有方向的政治。放任或狂放的政治’或与整体无关的‘特殊的政治’都不是他能接受的”①。葛兰西所坚持和倡导的是一个启蒙的方向。可见，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具有很强的启蒙色彩。
另外，葛兰西经常使用的“历史集团”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的价值选择倾向。在他的语境中，“历史集团”是一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结合，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葛兰西说：“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②葛兰西之所以在纵向上强调历史集团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目的就在于强调历史集团应该体现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一个只体现在单纯横向上的力量联合的历史集团，即便暂时获得领导权，也绝不是长久的，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政权。
归纳起来讲，“历史集团”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指称的是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借助于谈判而不断地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异质的社会力量，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二)现代性批判中的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
基于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类精神面临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展开了深深的思索。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的批判开始拓展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他们的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即价值预设与自主选择。前者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基于人类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反思现实人的生存困境，对现实社会中一切压迫、束缚和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尝试通过这种批判实现主体从个人价值向人类价值的回归。后者以本雅明为代表，他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以自己独特的意象阐释，开启了解释人文价值生发的选择模式，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