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威廉斯，霍尔对领导权理论的借鉴更为复杂。他指出，威廉斯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各有优缺点，因此，在实践中必须实现二者的结合，不能简单地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领导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既弥补了二者的不足，又彰显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另外，霍尔的理论也有机整合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理论以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体现为一种多重思想的接合。因而，霍尔要探讨的是领导权在社会中话语式运作的总体方式及规律，这种领导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分析了关于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接合范式，努力以更灵活的方式展开文化研究。虽然霍尔认同意义和经验是通过表意实践建构的，反对仅仅将经验理解为语言结构决定的总和，但客观讲，它还是更倾向于以结构主义为基础来整合文化主义，因为他更看重结构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化的道路。霍尔同时也强调这种结合只能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进行，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服务于一个实际目的的理论才是有用的。所以，霍尔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化。他指出，葛兰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总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或一系列环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探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避免了理论的抽象。正如普罗克特所指出的那样：“葛兰西的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使霍尔既坚持了文化主义关于动因的关键问题，又没有陷入天真的和英雄主义的人文主义，个人在结构的限制中是完全自由的。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总体化的趋势却忽略了对抗和矛盾的可能性这一领导权理论的核心问题。”①
通过葛兰西，霍尔巧妙地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领导权理论为他提供了优化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电视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上。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中创建了一种新的传播理论。在霍尔看来，信息是被生产的、循环的和消费的。首先，意义的传递是一个依赖语言规则对符码的组织完整的结构。霍尔基于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建立了“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发送者即生产者，接收者即消费者，接收即一种引导生产的主动过程。这一模式提供了考察媒体话语中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的可能理论空间，超越了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整体结构的完全覆盖。其次，接合既表现在整体的意义传播过程中，也渗透于意义传播的任何一个环节，即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霍尔指出，并不存在完全对称的解码过程和编码过程，或者说它们之间并不总是构成直接的同一性，他将这种差异归结为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地位与关系的结构差异。
从上述分析可知，霍尔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那里找到了一种分析媒体话语的激进方法，而对接受者能动性的关注则表明了他依然持有的文化主义的信仰。但必须强调的是，与媒体的语言学内涵相比，霍尔最感兴趣的是其政治内涵。而且，这种政治内涵也是与语言规则以及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而并非由信息的内容直接传递出来的。霍尔通过把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凸显的斗争因素运用于传递信息的符码中，从而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深入而清晰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威廉斯的学生，近些年来，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向他老师的立场回归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在新近的论文《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决不能仅仅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作用归结为保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它更应该重视的是人类基于物质需求之上的，与人性的内容密切相关的需要。满足人的这种需要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在内涵上更丰富，在形式上也更为复杂。事实上，早在1980年出版的《瓦尔顿·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美学》一书中，伊格尔顿就批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过于简单化，提出应该回到威廉斯，应该高度重视威廉斯和本雅明所关注和强调的审美经验，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的力量就内在于现实中受压迫者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