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试图以这种颇具辩证意蕴的抽象分析，来克服生硬的结构主义分析的缺陷与不足。虽然结构主义也把文本视为一种意指实践，但它更侧重的是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借助于表征系统对主体进行建构和施加影响。很明显，这种分析方式忽略了文化形式的生产问题，仅仅局限于意指系统本身的生产，从而陷入了一种“文本决定论”。伊格尔顿不否认文化可以通过文本来研究，但同时他也指出，只能将文本作为一种手段，真正应该聚焦的是文本实践与习俗、机构、阶级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张力。不深入分析和探讨这种张力，不仅会伤害理论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还会导致基于政治的学术实践能力的丧失。
伊格尔顿在《批判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根本不同的、更为动态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远不止是一些自觉地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景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而文学文本反映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据此，伊格尔顿批评了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认为所谓“感觉结构”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他对威廉斯想依靠活生生的经验来建构共同文化的目标提出了怀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新兴文化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既是人类的自我区分，也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治疗，文化还是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东西，它在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浪潮中，充分肯定人的能力的整体性、均匀性和全面发展，具有超阶级性、反党派偏见的超越地位。伊格尔顿从自己的文化批判角度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一样，重视文化与阶级、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民族性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之一，并且，任何特殊的民族或种族文化要盛行起来，只有通过国家的统一原则，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文化本质上是不完整的，需要国家的补充才能真正完善。
伊格尔顿进一步使阶级问题突破文艺学范畴，上升到社会性的结构问题。他认为阶级是社会结构的一个象征，阶级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是在汽车流行于街头的当今时代，都是一个无法否认和回避的问题。针对阶级理论在当代经济社会是否应该被抛弃的问题，伊格尔顿在《民族主义：反讽与立场》一文中给出了答案：“一厢情愿地摆脱阶级或民族，或者像某些当代后结构主义理论那样，全力救活不可还原的‘此时差异，只能对压迫者有利。”①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其根源就在于他接受了对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总体性思想和文化批判的认识，把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引入文学、文化和社会的交叉领域，并且把文化批判和理性反思这一在威廉斯看来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内在精神发挥到极致，对现代社会的技术合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霍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他却建构了另外一种模式的超越“文本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理论。
(三)领导权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超越
面对如何在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网络中为人的主体性发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一难题，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求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时也结合了当时哲学领域兴起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开始关注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