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呈现了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有机统一，但它最终还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他的这一思想质疑了将文学作品仅仅理解意识形态的反映或挑战的极端观点，颇具辩证色彩。他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只能反映这种现实状况下的意识形态，无法获得什么超越性的真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来获得认识。可见，真正的批判应该探究那种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又与其保持距离的原则。而且，这种探寻应该从作品的形式结构开始分析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对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和研究中。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以及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的科学理论，即为摆脱一定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历史”①。
显然，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这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①。此外，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能够运用到真实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中去。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伊格尔顿既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仅仅将文学形式视为表现历史内容的技巧，也批判俄国形式主义仅仅将内容视为形式的一种作用。他借鉴了卢卡奇、马舍雷和本雅明等诸多思想家的观点，提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结构。它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伊格尔顿着重分析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一旦将文学与生产范畴进行有机结合，那文学生产就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他提到六个与意识形态生产相关的范畴，即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文本，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强调的文本形式包含了更多社会内容的形式，如生产、出版形式、作者的阶级地位等，远远超越了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本形式。换句话说，他们强调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更重视从广阔的社会形式来考察文学及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反过来，意识形态也并非文本的微观宇宙。总之，在他们看来，文本应该解读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这一论断同时兼顾了意识形态在文本形式内部的自我生产。
伊格尔顿揭示出的这种多元决定状况下的复杂运动，只能理解为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系列的相互建构与解构。文本与真实历史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插入而变得异常复杂。为此，伊格尔顿提出了著名的“滤网”之喻。现实的某些要素通过意识形态这个“滤网”后会脱落，形成一种不在场。但我们还能以呈现出来的这种在场去洞察那不在场的因素。可见，不是意识形态建构了现实，而是生产建构了现实。另外，文本与历史之间也并非一种自觉的、直接的和精确的联系，只有借助美学构思的能力和一种意识形态的结合物之间的生产性关系才能描绘历史的真实，这种结合物比文本本身会呈现更多的历史真实。一言以蔽之，文本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洞见，也在于它的忽略。批评的目的就是让历史以一种双重不在场的形式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