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后期通过借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完善了自身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他指出，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具体体现在：一方面，“领导权”为“整体的生活”引入了权力及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因素。威廉斯逐渐意识到财产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地位和能力方面差异和不平等存在于任何一种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种有效的理论必须确认并直面文化中的主导和从属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协商和妥协的过程。另一方面，“领导权”瓦解了“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使其从单数变成了复数，即从“意识形态”变成了“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威廉斯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未能囊括和涵盖所有的社会意识，它仅仅被用来指称一种被清晰表述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和信仰的思想体系，而忽略或遮蔽了特定社会中现实人们的那些混合的、相对复杂的、不完整的、未得到清晰表达的思想意识，而且依据结构的同构关系，它们一定会从程序上被排斥到边缘或即生即灭的地位上去①。同时，“领导权”理论还很好地解决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问题。
借助于“领导权”概念的强大解释力，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性命题中的每个术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重新阐释。他指出，“基础”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着个人和阶级所进行的具体活动，也包括从协作到敌对的一系列活动方式。同样，“决定”除了指设定限度之外，还意味着施加作用力。在全部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能动作用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团体。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带着尚未实现的意愿和要求的新兴力量也施展了它们作用力。②毫无疑问，威廉斯这种全新阐释使得我们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得到了彻底的更新。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上层建筑本身的多变性及其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从这种阐述方式中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文化”观依然侧重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个人的经验性，领导权概念只是让他明确了主体以及主体的阶级地位等历史差异性对文化构型力量的制约。
很明显，威廉斯引入“领导权”概念的重点还是在于要完善他的文化理论，因此，可以认为，领导权在威廉斯那里依旧是一种文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它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文化活动(既作为文化传统又作为文化实践)的方式。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在任何通常意义上都不再是某种上层建筑了。”①作为一位富有原创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威廉斯基于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高度评价了基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的大众文化所内含的革命意义。他强调指出，大众文化作为现代都市社会普遍文化现象，既与包括传媒、技术等因素的物质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发展密切相关，又紧密关联着现代都市社会的主体，即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情感和愿望。
(二)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文化
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吸收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时的主要宗旨，是彰显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进一步拓展文化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维度。同时，基于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借鉴，伊格尔顿也侧重从文化以及文学的结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的内涵。
伊格尔顿是当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判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文化研究的时代。他不断继承并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批判理论。他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另一方面彰显了文学和文化两大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