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两种文化的流通过程不同。大众文化的创造过程与被接受的过程是同一的，民众兼具创造者和接受者双重角色；商业文化的制作过程与接受过程是分裂的，它是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手段快速炮制成的，然后向民众倾销，民众完全是商业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第三，两种文化的精神气质不同。大众文化是广大民众自觉的创造物，因而清新自然、质朴刚健，而且生气勃勃；它或许不够精致但决不矫情造作。商业文化由于是出于牟利动机快速合成的，其中表达的情感和其对生活的理解都是对世界的虚假感受。通过为民众制造种种幻象，麻痹民众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感受力，从而堕落枯竭下去。
与大众文化相比，商业文化从本质上说更接近高雅文化，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前者代表社会的商业利益，后者代表社会的政治利益。斯特里纳蒂曾形象地指出，商业文化只是推翻了高雅文化形式的外墙，“将民众整合进一种降级形式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了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①。可见，商业文化和高雅文化一样，都致力于运用各种隐蔽的手段，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观念在社会人群中广泛传播，只不过影响的人群范围不同罢了，其手段都具有欺骗性、控制性与强迫性。大众文化是为了反抗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产生的。
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注意到，无论他们如何批判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时代与社会自有其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物质生产技术的改进，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覆盖面越来越广。许多人都逐渐由一个能动的文化的创造者、生产者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接受者。这时，无论是单纯地批判现代主义，还是单纯地批判其载体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甚至将三者合一，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产生的根源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按照这一理论逻辑，他们必然要开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三)大众文化抵抗的现实途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统治的揭露和批判是从文化层面逐渐过渡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大众文化通过反抗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展现了自身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反驳现代主义的偏见，确立了自身在社会文化中的身份地位，之后逐渐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需要指出的是，抵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与反抗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寻求文化身份的文化，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的大众文化形式本身决定了它的政治抵抗功能的程度和范围。当大众文化作为反抗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形式以及作为寻求文化身份的形式时，它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上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即寻求一种文化层面的平等。这样的抵抗基本都通过民众的“符号游击战”来进行，并不属于由理性组织的、直接的、纯粹的政治行为，充其量只是一种在文化层面有政治色彩的抵抗游戏或抵抗艺术：“这种艺术会在它们的场所内部，凭借它们的场所，建构我们的空间，并用它们的语言，言传我们的意义。”①民众在实施自己的政治行为时，不仅能够实现自己在文化层面上具有政治色彩的目的，而且也会得到非常好的娱乐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的这种抵抗行为被费斯克称为是与宏观的纯粹政治相对的微观政治。当大众文化要抵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时，它抵抗的目的就改变了，不单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抵抗，更是一种纯粹政治的抵抗，显然这种抵抗更严肃也更具普世性。因此，进行这种抵抗的大众文化也应该比具体的通俗文化形式具有更大的普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