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观念，必然要被灌输到具体的文化形式中去，以实现对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其中，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就是现代主义观念被物质生产赋形的结果。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现代主义思潮“断裂”“疏离”和“异化”的精神。高雅文化通过强调自己的神圣和完美将自身与其他文化形式分隔开来，将自身与生活、与受众分离，使受众无法参与到文化实践中去。商业文化则通过种种渗透性很强的手段将人类与人类本性复杂的、无限多样的生活感觉分隔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现代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进而批判了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
费斯克认为，高雅文化被美化与鉴定文化档次的“鉴赏力”密切相关。布迪厄曾指出康德的“鉴赏力”范畴起到了一种阶级标识的作用。从鉴赏力的等级层次来看，处在顶端的是“纯粹的”审美凝视，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创意，它强调的是形式而非功用。费斯克借助布迪厄的思想阐述了高雅文化的实质，他指出，高雅艺术在经历制度化后，其功用已丧失殆尽，从而彻底沦为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它与通俗艺术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高雅艺术具备进入艺术殿堂的资格。它的作用就是把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别制度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学者保罗·威利斯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制度化的实质，即把艺术与生活分离，进而在“欣赏”艺术者和“没有文化”的民众之间制造理所当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的审美鉴赏方面并不存在阶级的划分，它只是一个知识获取权的问题。大多数人只是因为没有受过必需的“代码”教育，才无法欣赏高雅文化。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会因为看不懂这类“高雅代码”自惭形秽，将“自己视为无知的、麻木的，不具备那些真正能够进行‘欣赏’活动的人所具备的优秀的感受力”①吗?这种错觉，就是高雅文化的制度化所造成的恶果和达到的目的。
总之，高雅文化的所谓“高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随着阶级的分化而被分化。就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说，它与大众文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霍加特也在阅读的意义上论证了这一点，认为品质阅读与价值阅读“适合于分析大众艺术或粗俗艺术，但对高雅艺术来说亦如此”②，至于商业文化，按霍加特的说法，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种快速的增长。他对这种商业文化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大众文化，但从某个重要方面看，这种新的大众文化并不比它正在代替的粗俗的文化更健康。”①在霍加特看来，商业文化非但不能提供任何启迪心智的东西，而且还会使更具积极意义、更为丰富多彩、更具合作精神的种种快乐逐渐走向枯竭，使我们与人类本性复杂的、无限多样的日常生活的感觉越来越远。各种形式的商业文化展示了社会中相当多的人所处的顺从、接纳的消极状态，它将现代主义的异化、疏离、分裂等情绪传播到整个社会中。
需要指出的是，霍加特着力批判的商业文化与形式相似的大众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产生的动机不同。大众文化是基于反抗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展示民众的意识情感而产生的；商业文化则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带有明确的赚钱这一功利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