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影响：第一，由于话语理论将表征和场合本身视为权力(而不仅仅是存在于别处的权力的反映),文化就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表征领域，视为以非物质形式超脱于现实生活的残酷事实之外的东西；第二，要超越仅仅从阶级或国家这些宏观的政治意义上理解和认识权力的做法，从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网络的微观政治意义上来认识和理解权力。康纳的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福柯转向”。
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以争取文化领导权为目的，深刻揭示了文化的建构特质，尝试借此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从而克服人民主体意识的危机，实现主体意识的转换和重塑。在这个
问题上，除了第四章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中提到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统治的揭露和批判这一视角加以阐述和论证。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观念。威廉斯指出了现代都市社会中存在的五种社会意识，即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新团结意识、积极乐观的意识，后面两种意识与前面三种感受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是大众文化意识提倡的平民意识的表现，而前面三种感受则是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们相伴而生，但在价值立场上却是对立的。
威廉斯还通过对利维斯主义的反思对现代主义做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他指出，对于现代主义，利维斯主义在形式上总是坚持一种抵抗的立场，但它却没有认识到自身就是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主义观念绝非考察现实社会之后得出的具体结论，有时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论或行动的运作方式和状态。利维斯主义的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学术规则上与语言的研究保持距离。威廉斯指出：“从理论和实践上说，很明显，是在语言中，决定性的实践和贡献反映出‘文学’、‘生活’和‘思想’”。①利维斯主义则只是将语言作为引发阅读兴趣的工具，忽视甚至否定语言作为正在社会意识的符号系统和物质实践过程，割断了语言与它所承载的社会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导致了语言与其所承载的社会意识的异化。语言被异化为阅读工具，社会意识被异化为纯粹的精神产物，这集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观念，即“断裂”“疏离”和“异化”。现代主义的弊端体现在诸多学术思潮中。威廉斯指出：“文学分析中的形式主义；作为分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精神分析的断裂与革新；从索绪尔开始的理论语言学的断裂和革新；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构主义：这些作为思想的形式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实践，组成了‘现代主义’。”①
威廉斯对现代主义的特点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指出，现代主义一方面成功地扫除了封建主义约束性的残余，解放了个体本身的主体体验，赋予社会个体以极大的活力；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破坏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威廉斯指出：“直到现在，文学还在赞扬一种忧郁的静止，心醉神迷和麻木。我们却想赞美胆大妄为，兴奋的失眠，赛跑者的大步迈进，垂死的跳跃、猛击和拍打。”②可见，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主义打碎封建主义文化统治的同时，也使社会陷入一种荒诞、无聊、空虚的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