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思想从主体角度表达就是，现实的领导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结构，它不属于某一个阶级，而是由统治者和附属阶级或群体以及一些动态联合体共同维持的一种动态结构。起初，虽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或阶级虽不拥有主导权，但却仍能在文化内部表达和实现其从属地位的生存和经验。主导文化在将自身再现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来自从属阶级文化的挑战。后者在从属于主导文化的同时，还要与主导文化协商和斗争，要改造、抵抗，甚至推翻主导文化的领导权。这一思想得到了其他文化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将大众文化阐释为从属阶级或群体反对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场所，是多元异质主体在争夺文化生产主导权过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大众文化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由文化工业所强加的文化，而是如葛兰西所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折中平衡，一种来自底层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性的混合体。”①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者们在自己的理论分析中，就强调了多元异质主体领导权与反领导权兼具的性质，试图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进而挖掘亚文化的激进潜能。可见，伯明翰的文化研究者们普遍接受了葛兰西的思想，把文化领域看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进行争论的场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还影响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理解。威廉斯认为：“革命不仅强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且强调推翻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也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和意识形式中，只有借着创造出另一种领导权——一种崭新的、优势的实践与意识——革命才能成功。”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完全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体基于自身意识的觉醒，在大众文化领域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掌控得以实现。
2.大众文化重构主体的内在机制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对理解社会总体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透过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不仅看到了大众文化抵抗的可能，也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实现这种可能，即在现实实践中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并分析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作为权力的运行过程，致力于揭示人们日常经验背后的各种微观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借鉴了更多的理论资源。罗兰·巴特打开了对视觉文化和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视野。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要靠社会和文化的灌注才能获得意义，因而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文本，并在符号学的意义上加以解释。正是文本构成了大多数知识和信息得以传递和存储的种种手段，从而在日常表意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泛指生活中的意义实践和文化现象。这种“文本的转向”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朱迪斯·威廉逊受罗兰·巴特分析方法的启示，在《解码广告》中运用符号学理论揭示了大众文化领域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则进一步将符号与权力紧密联系起来。他的权力分析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学意识形态分析。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分析时发现，权力问题远远不只是浮现在社会表面的那些政党、领袖和政权问题，这些因素只是权力生产网络中极其有限的，而且是表面的部分。权力生产渗透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现代社会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与规训，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成了现代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控制对象。康纳谈到过福柯的理论对后现代文化政治学发展的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