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关注第三世界政治，但不再以阶级政治为核心，而是更关注民权运动、学生反叛运动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等政治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大量译介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借鉴阿尔都塞理论的基础上，安德森开始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他指出，文化是生产意义的领域，社会现实是通过文化得以建构、生产和阐释的。在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视域中，文化不再仅仅是经验的表现，更是产生经验的前提，是意识和经验的基础。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种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论家们开始将文化生产视为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其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揭示和分析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实践内部主导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运行机制。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关注和研究的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人民主体意识的否定和放弃，而是推动他们尝试通过理论上的努力，揭示文化生产中人民主体意识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总体性。换句话说，他们用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取代了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主义者基于感性经验的略带信仰色彩的乐观判断。文化研究的这一转向是在现实的发展冲击了人民主体意识同质性的情况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塑人民主体意识的一种理论努力。
面对20世纪70年代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出现，再加上“撒切尔主义”对人民革命意识的进一步消解，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被保证的概念。现实的危机使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家们意识到构建真正的、不受干扰的、来自民众自己的“大众文化”是不现实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平等的方式参与到文化生产实践中。换句话说，文化并非大多数人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及实践活动，而自始至终都表现为不断变化的意义网络，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创造与象征性权力密不可分。
威廉斯和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在借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等诸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有效整合。努力揭示和展现大众文化的抵抗潜能。他们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生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应该被理解为人民主体对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选择与建构。这种选择与建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和斗争被诠释为文化领导权转换的动态机制。基于这种理解，他们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致力于揭示文化生产过程中主体意识转换的动态机制，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求主体意识确立的方式和途径。这些学者的理论探讨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文化抵抗斗争的复杂性。
霍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前辈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性继承，并将他们的理论从阶级视角转移到了种族、性别，以及亚文化等视角上，推动了国际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
1.大众文化是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