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强调工人阶级文化解放功能的乐观态度，进而动摇了他们基于人民主体意识的人道社会主义的根基。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安东尼·克罗斯兰甚至扬言，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不但会带来一个无阶级社会，而且会使经典理论构想的社会主义不再为人们所需要。威廉斯和霍尔分别对这种观点给予了驳斥。
威廉斯指出，不能依据工人阶级穿上了资产阶级的服装、住着半独立的房子，拥有汽车、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就判断工人阶级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转变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工人对资产阶级心存艳羡，并不是说他想成为那样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想达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标准，而在其余方面他们宁愿维持现状②。
与威廉斯相比，霍尔的态度则显得较为矛盾。一方面，他也驳斥了克罗斯兰对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做的那种极为简单化的因果分析，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在于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他指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①也就是说，关注和探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霍尔也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他指出工人阶级文化正像中间阶级的文化一样，被分解成多种生活风格，这虽然并不能说明导致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因素变得不真实，甚至不存在了，但被无阶级的虚假感经验之后，这些因素就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矛盾，即“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②。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化最终还是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不再根据人民的共同经验来思考了。霍尔一改之前的矛盾态度，尖锐地指出了汤普森所推崇的经验概念导致的两个政治问题：一是它可能导致一种承诺政治，即主观地认定通过唤起与赞美过去的经验，社会主义的未来就能得到保证；二是它赞同并依靠了一个对社会主义政治来说已经不再富有成效的“人民”概念。霍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已经不可能再把政治策略建立在资本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方式的基础之上了。但霍尔也并未因此就陷入悲观，陷入对主体反抗潜能的否定，他相信转变正在发生，新左派必须面对它们，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他指出：“社会主义将从差异开始，这种差异既产生对抗又产生与对抗一样多的联合，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可能会产生联合的斗争与组织形式，就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从差异开始。”③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虽然受到了挑战，但他们对文化抵抗的深刻关注却延续下来。
(二)现实文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从文化主义的对立面出发，开始关注并强调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他们看来，当代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因此，英国文化和思想处于贫困状态，不可能建立革命文化。他们希望通过超越本土的思维方式，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使工人阶级能挑战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于是，在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评论》以及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试图转换思维范式。一方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