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出发，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他认为，作为抵抗意识的阶级意识是民众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传统借助于文学的传播而形成的。在英国，为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同行业、不同生活背景的工人群众同雇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基于这些共同斗争的生活经历激发的思考，工人群众才形成了共同的阶级意识。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明确的区分了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阶级经历是由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而阶级意识并非完全自发地源于人们的阶级经历，而是人们基于他们所继承的文化资源对其阶级经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产物。可见，民众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汤普森还分析了英国民众思想传统的独特构成，它既包括蕴含公有制思想和民主因素的非国教传统，也涵盖民众源于道德经济学的自发反抗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亚政治”传统，以及“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信念。为了维护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英国民众在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变革中进行了不屈不挠斗争，并在这种斗争的经历中形成了阶级的“自我”意识。工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文化传统都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创作来进行传播和延续的，以形成同时代工人之间以及民众思想传统与工人之间的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进而达成他们之间的共识，形成阶级意识。
汤普森基于独特的文化视角，探讨并指出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传统与变革的连接点。提出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基民众自身经历、传统和体验的一个自主的自我形成过程。另外，汤普森指出了考察阶级意识的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的利益认同及其关于自身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意识；二是体现这种意识的许多组织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组织的一系列抵抗活动。所以，在汤普森看来，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从意识到实践的全方位的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工人阶级成了大众文化抵抗功能的最初诠释，同时也将政治抵抗功能深刻地植入了以工人阶级文化为最初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体内，从而使得大众文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介入蕴含了政治抵抗的色彩。之后的青少年亚文化、被殖民者文化以及女性主义文化一直延续了这种抵抗传统，他们共同抵抗的对象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威廉斯则关注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构了大众文化讨论的前提，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辩护。在他那里，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它产生于大众，接受于大众，强调了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尽管汤普森和威廉斯在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还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上有争论，但他们都重视阶级或大众与文化的关系，认为阶级斗争是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对统治性文化的抵抗，研究目的最终都指向社会主义政治。
工人阶级出身的霍加特，在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娱乐新形式的严重威胁时是，依然阐述了他对工人阶级的信心，坚信他们能够基于自身的能力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①
很多学者都对文化主义的这一理解和阐释提出了质疑，如托尼·本尼特就认为：“仿佛它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被保存和滋养在某个隐蔽处，不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文化生产形式所影响。”①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出现了的一系列新变化，如福利国家的建立、消费主义的出现以及大众文化的盛行等。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由于撒切尔对人民意识的重构，人民也不再必然具有左派性质，民众大多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要被组织起来支持新左派的总体目标很困难。英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残酷现实很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