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借助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开始以一种“整体的、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本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将现实看作一个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他们也首先把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用文化来指称上面提到的“整体的社会过程”。
基于对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分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斗争，寻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抵抗形式。葛兰西的文化领权思想启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新理解，即革命除了凸显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推翻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存在于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另一方面也存在于人们的经验和意识形式中。由此，他们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斗争。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了文化，因为“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①。并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批判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当代文化看成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完全否认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物质实践，力图通过文化批判，唤醒大众的革命意识。在文化实践领域重塑当代社会的革命主体，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们自觉而重要的使命。
正如第三章讲到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漠视甚至否定民众主体能动性的弊端。全面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动的革命主体依然存在。而且，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文化的物质性理解，赋予了文化斗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不再将其视为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而是把它看作社会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专注于各种意义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强调从文化出发改造社会的可能，并把希望寄托于新的文化主体的生成和塑造上。他们甚至非常深刻地洞察到应该从生产和消费的多次循环中动态地把握当代社会文化生产的复杂运行机制，以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
(一)工人阶级文化的抵抗潜能及必然性
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基本上都坚持认为政治抵抗是工人阶级文化与生俱来的功能。他们基于“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张各种文化形式、经验与阶级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强调大众主动地、创造性地建构有意义的共享实践的能力。汤普森、霍加特和威廉斯都非常强调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主体和文化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他们也都强调了文化的阶级基础，注重对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化研究，探讨文化与阶级权力的关系。
汤普森关注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文化，致力于恢复从属阶级的经验。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有鲜明的革命传统，只要善加引导，革命就会再次降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它结合了自由传统对个人的关注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主义目标。强调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同等重要，确定了人类动力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论述，汤普森揭示了政治抵抗逐步融入大众文化并构成其内在性质和功能的过程。他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从1790年至1830年的形成过程，并通过这种实证性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提出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而且认为工人阶级“也许是英国所熟知的最有名的通俗文化”①。所以，我们可以将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理解为对大众文化形成过程的揭示，当然，在这种揭示中也贯穿了工人阶级这种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