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纪初，人类的社会实践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和技术的紧密结合使文化逐渐超越了智慧、德性等狭隘范围，开始通过理性设计、技术方案以及价值创意等各种中介因素直接地渗透到个体的生存和社会各领域的运行机制中，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方位，文化日益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状况则展现出更为复杂的内涵：一方面，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的两重性和“二律背反”依然存在，并成为各类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聚焦点。另一方面，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化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不仅体现为精神层面的张力和冲突，而且涉及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文化再也不是与政治经济分离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了，而是真正成了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以及社会各领域的内在机制。社会实践蕴含的文化内涵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资源的前提下，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致力于研究和探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对西方欧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路径的扬弃，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思想。这一思想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坚持并拓展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丰富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或社会实践的基本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