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总体性范畴在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那里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和全局性的理论原则。经过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的重新解读，总体性范畴的内涵被大大拓展了：它不仅变成了一个以社会为圆心的实践性的本体论概念，而且还成了一个彰显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概念，甚至还是一个凸显主体能动性的文化性概念和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乌托邦概念。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总体性范畴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是辩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最好的药方。他们甚至满怀希望的认为，基于总体性概念建立起以实践主体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逻辑，就找到了打开历史决定论大门的钥匙。总体性范畴的抽象性决定了它不能被直接用来解释历史发展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层面，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最能体现总体性结构和总体性过程的概念——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这一概念代表了社会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与组合，因此，它完全标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在历史的整体之中的内涵。尽管“文化”这一概念内涵纷繁复杂——这一点从迄今为止关于它的上百种定义一目了然——但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文化观念的作用和意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有过非常经典的描述：“在这个单一的术语之中，关于自由与决定论、主体性与持久性、变化与同一性、已知事物与创造物的问题得到了模糊的凸现。如果‘culture’的意思是对自然生长实施积极的管理，那么它就暗示了人造物与天然物、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与世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之间的一种辩证法。”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看重的就是这种文化的辩证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文化的辩证法就是一种总体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
卢卡奇和葛兰西观点的形成是对同样的文化和政治情势的反映，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讨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他们分别从总体性和新的文化观出发，强调了人作为阶级或群体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只不过出于对恢复主体能动性的渴望，他们更多是基于对人的内在潜能的强调来阐释实践的，忽视了马克思视域中实践的客观物质前提。但他们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化与作为阶级或群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一致性，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被无情地打破了。文化批判理论逐渐演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被理解为理想的价值和存在，现实被视为文化的对立面，现实中主体的实践与真正的文化不再相关，而是被视为“文化工业”的产物。
(二)漠视主体性的“文化工业”论
前面提到，美国大众文化的闯入在西欧遭到了精英阶层抵制，同时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这种差别甚至对立性，使大众文化的合法性问题摆在了西欧理论界面前，一个全新的理论空间得以形成。历史的偶然性就在于，这项理论工作的最初展开并不是由某个学科或其带头人推动的，而是由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前往美国这一事件引发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到达美国后大都进入美国的媒体和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亲眼见证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①与那些仅靠文字记载和想象来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欧洲一般精英阶层相比，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更为严肃的。这项工作产生的第一本批判性著作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他们详细考察了被纳入到工业体系中的大众文化，并将其称之为“文化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