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葛兰西认为人必须借助于改造和有意识地指导他人的活动才能实现对自己的认识，由此强调了文化的创造性功能，或者说文化的实践功能。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他指出：“伦理上的‘改善’是纯粹个人的、虚妄的，也是错误的。构成个性的要素的综合虽然是‘个人的’,但如果没有指向外面的活动，如果没有改变同自然和不同程度上同他人……的外部关系，他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葛兰西是基于对文化的独特阐释来引出并探讨人的实践活动的。而且，葛兰西认为，作为推动主体走向启蒙的动力，实践是创造性的，因此，他致力于基于“创造性”建构一种实践哲学，以反对唯物或唯心的“一元论”哲学。在他看来，作为一元论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狭隘的和有限的，因为它们都忽视了活生生的人及其创造性。葛兰西将人的创造性理解为哲学的核心，创造性哲学可称之为行动哲学。这种行动哲学“是在最粗俗、最世故意义上的真正的‘不纯粹’的行动哲学”②。很明显，葛兰西极力地将人置于具体的、不纯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如此，人才会创造。他坚决反对纯粹的思辨哲学和纯粹的唯物哲学。
创造的结果和目的是进步，但由于当时进步观念被庸俗进化论庸俗化，葛兰西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即用“生成”来指称进步。作为创造的必然结果，“生成”包含了一种“辩证的运动”,代表了一种“深度发展”。可见，葛兰西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新文化、新文明乃至新人类。在他看来，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创造了一种新文化或新文明，而不仅仅是发现了“人”。葛兰西指出：“假使说，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那并不是因为过去是‘微不足道’的所有人，现在确信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切’,而是因为……出现了文化的新形式。”③葛兰西在文艺复兴的问题上坚持的是一种创造观。发现在他看来仅仅是发现原有的、原来的，否定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总体来说，在葛兰西那里，由“认识你自己”出发所达到的是在与他人和集体的关联中、在个体创造性的活动中，共同创造出新文化、新文明乃至新人类，而并非一种纯粹个体的自由与自我权利。葛兰西的这一文化启蒙观也为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