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葛兰西则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比较，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存在对统治和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包括文化观、知识分子、历史集团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蕴含多方面内容的整体，但很多人在阐述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时，却片面地突出了文化领导权中的权力斗争特性。事实上，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是其领导权理论的基础，因为它决定了领导权斗争的内容与走向。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葛兰西的文化观来探讨和分析他对实践及其与文化关系的全新阐释。
葛兰西将文化理解为人认识自己的途径，这一认识是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观实现的。在191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葛兰西首次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他写道：“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这种形式的文化确实是危险的，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①由此可见，反对仅仅将文化理解为知识，是葛兰西对当时渗透到整个人文学科(包括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证论的否定。在实证论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人被视为物质和机械的、没有精神自主性的物品。值得一提的是，葛兰西反对实证论并不意味着反对科学或科学的认知方法，而主要是反对在人文科学中硬套科学公式，即利用科学知识分析人文问题的做法，比如把人的差别仅仅归结为生物上的差别。在反对实证论的基础上，葛兰西将对人的理解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的精神世界或意识世界，即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②很明显，葛兰西在这里强调的是，应该将文化理解为人认识自己的途径。他指出：“文化的最高问题是赢得一个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③
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都有赖于他人，因为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群体的存在。他将“认识你自己”作为批判性研究的出发点。他写道：“世界观的自我批判……意味着对一切既往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性的研究以对人究竟是什么的意识为出发点，以‘认识你自己’是历史过程为出发点。”①毋庸讳言，葛兰西的文化定义具有明显的启蒙色彩，但必须指出的是，与提倡人的理性，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并最终指向个体的权利的西方启蒙运动不同，葛兰西的文化启蒙是提醒人们应该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去思考自己的历史价值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他所说的：“通过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②因此，他的启蒙绝非单纯的自我反思或觉醒，也非基于一种天赋人权。简言之，葛兰西是在群体或集体的意义上来讨论人的启蒙或解放的。他在《狱中札记》中一直强调就是集体中的人或“集体人”。革命作为一项集体性的事业，需要的也是这种集体以及集体中的个人。虽然过分强调集体会忽视个体的能动性，但过分强调个体自我，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