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坚决地与经济决定论决裂，批判唯物主义反映论，拒斥自然辩证法，而坚守文化辩证法，力求把历史的主动性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为了凸显“阶级意识”的作用，为了揭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和发挥主体及其实践活动的作用，同时又不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挖掘并提出了“总体性”这一范畴，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一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①重视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因为总体性范畴是他们奉若神明的理论武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关于总体性的观点。其中尤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思想为代表，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理论影响最大。他们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多维作用的理解，高扬人的主体性，在革命战略中提升了意识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把“文化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者说新文化的培育放到了重要的战略位置。
卢卡奇基于对第二国际所倡导的“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所做的批判，试图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著作中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他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对“总体性”进行了细致的规定：首先，“总体性”即“整体性”。这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卢卡奇指出：“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①也就是说，“总体性”要求把社会当作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内在统一体来把握，彼此孤立的现象呈现出的事实只具有片面性，对事实的认识必须结合到整体中才是可能的。“总体性”看似远离现实，但实际上，它是唯一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方法。其次，“总体性”是“历史过程的总体”。这是基于历时性的角度强调了总体性的动态过程。卢卡奇认为：“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②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总体把握，“总体性”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和变化的过程，正是社会生活的具体发展显示出了“总体性”这种特殊的性质。
事实上，在卢卡奇那里，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有着本质的关联，或者说，它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是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出来的。卢卡奇对辩证法的限定凸显了他对人，特别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极大关注。他认为，无产阶级主体能否实现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其革命意识的恢复或重新生成，而后者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具体讲就是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摆脱资产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资产阶级的文化越是高度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就越是一个艰巨的过程。”①显然，卢卡奇对总体性的强调最后落脚于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恢复或重塑，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