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思想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一些特殊领域生产规律的认识。他写道：“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直到1845年完成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才首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将其与物质生产明确区分开来，并将二者置于一个更大的概念，即“生产”之中。这可以视为精神生产与文化概念的初次相交。之后，马克思的研究由“一般精神生产”深化到“特殊精神生产”。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精神生产做了明确的划分，将精神生产视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并将其归结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另外，精神生产在马克思那里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生产指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狭义的精神生产是指体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道德、宗教、语言、法律等因素中的精神生产。这些精神产品，即文化，都关系到社会的统治形式及其机制，本质上都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设计和约定。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根本制约因素就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对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做出明确的区分。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才明确地将精神生产分为直接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的精神生产”,即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这种精神生产作为对人性本身的表现与提升，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从而有助于人的全面性的实现。
从理论上看，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区分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也指出，人们现实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有机统一。但在通常的理解中，人们却往往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理解为关于生产形式的分类，并用来区分现实的生产活动，甚至有时将二者理解为相互对立的范畴。再加上人们一般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文学、艺术和观念等，从而导致人们理所当然地就把文化生产等同于精神生产，并将其与物质生产相区别，甚至相对立。尽管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以及后人的误读，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致使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被曲解，适用范围被限定，即仅仅从经济或物质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内涵。
另外，马克思还提出了考察精神生产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不能将物质生产本身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应该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也就是说，要了解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精神生产的性质，一定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马克思还运用这种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特征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商品生产，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①可见，商品生产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状况的总体概括。
20世纪以来，以理性主义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文化精神遭遇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的生存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日趋复杂，政治、经济、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种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文化力量。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对社会现实的这种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同时，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延伸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