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唯物史观的逐步形成，马克思开始致力于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中来看待和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他也关注并强调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当然，上述这些探讨并没有脱离实践的基础来进行，而恰恰是以实践为基础进行揭示的，从而科学地指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在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活动的同时，也把社会历史运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和展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清楚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很明显，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在这里已经被理解和分析为了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社会历史活动。接下来，在对意识的探讨中，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而且，一开始，意识是内在于生产活动的，只是在后来的分工中才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以及道德等。这样，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开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分化并生成现实的社会结构。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生成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方面，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和上层建筑本身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其次才是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化和上层建筑不能被理解为独立于现实社会运动的、被决定的因素。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创新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拓宽了文化理解的视野，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及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作用。他们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史前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分析，探讨了东西方不同文化模式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很好地实现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性思想与文化的多样性理解的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基于人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来把握文化的本质，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场域中揭示了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无论在理论定位方面，还是在价值追求方面，马克思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对文化的定位和理解，实现了文化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并直接或间接地为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精神生产”
尽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文化底蕴丰厚，但他对文化概念本身却采取了审慎态度，他在更多的时候是采用了一个非直接的概念——“精神生产”——来阐述他关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