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由僵化的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其本身就蕴含一种以“改变世界”或“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目的的深刻文化批判精神。马克思继承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注重基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特征来阐释文化。早期的马克思更多关注和强调了以主体创造性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精神。新世界观形成之后,马克思则主要基于人的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内在展开机制来探讨社会的“精神生产”,同时也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角度强调了文化的创造性特征与革命的批判精神。
(一)实践概念的文化底蕴
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深刻理解为他关于文化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关于文化的阐发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他关于实践的科学阐释。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博士论文》时期提出哲学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探寻哲学借以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的“桥梁”。在通过《莱茵报》等报刊诉诸理性的批判努力失败后,马克思一方面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重建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把感性的人置于哲学的核心;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看到了劳动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体——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进而实现了主体和劳动这两个范畴的重要联结,这也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地超越了费尔巴哈。这种超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对人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人与其感性的活动、与实践联系起来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即将它们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由此,实践作为标志主体与客体本质关系的范畴,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这种全新的哲学实现了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科学把握,完成了哲学理论的变革和创新。
从主体的实践活动来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最深刻的变革。马克思基于人的对象化实践来揭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①马克思不仅仅将这种自由自觉的、开放性的和超越性的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基础。他指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②。可见,马克思视域中的实践,除了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活动或认识的来源,同时也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实践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
从根本上讲,实践和文化密不可分。我们坚持“人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认同“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超越自然的规定性,创造对象世界和人自身,是因为实践包含着体现物质活动特性的生产层面,更是因为它还包含着体现精神和价值活动的符号层面,即文化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③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和实践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或内在包含的。文化是实践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因为实践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和价值的规定性,人的实践才会超越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进而体现为具有普遍的和自由特征的类本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