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生活样法。尽管作为人类社会深层内涵的文化一直在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却很少为人的理性所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运行和人的存在主要受制于常识、经验、习惯等文化要素的自发影响，文化不可能成为人类自觉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领域虽经历了分化，但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因素一直因为政治、经济因素的遮蔽没有成为一种表层的、显性的存在。
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初，理性精神的发达清晰地表征着人们的文化自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人们对自身文化规定性的自觉认识才开始。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开展了对文化现象的自觉考证和研究。
马克思对人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848年之前，他主要聚焦于人与文化问题的一般理论的探讨，人与文化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体现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及以后的著作中，现实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人与文化问题才为成为马克思关注和探讨的重心。人与文化关系开始具体表征为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体现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性问题。马克思立足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将理论的聚焦点从人的类本质的分析转到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开始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以技术实践或工业为中介，既关注现实的人本身，又以此为条件来透视未来社会中人的存在，揭示并展现了人的本质发展的动态性；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致力于在实践中基于现实的、具体的生产方式来分析“具体的”社会主体的分化和不同表现，明确不同阶级、阶层在变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
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历史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为关于主体的理解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并开启了更加宽广的视域，即把主体问题放在了更大的历史和现实视域中进行思考。马克思对主体理解的创新，体现在他将关于主体的思想与现实统一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实现了对人的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内在统一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把人视为抽象的、完全脱离于生活的、纯粹符号化的概念性的存在，更不只是将其视为生理学上描述的对象，而是将人视为一种感性的存在，特别关注人的现实的社会行为或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在实践中获得和改变的。人只有在劳动中利用工具，利用各种不同的生产手段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形成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通过工业过程和利用技术来满足人的需求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人的问题与生产劳动的问题关联在一起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将其同工业生产关联在一起思考。
卢卡奇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思想的启示下，深刻地揭示了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物化存在状态，分析了主体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物化意识的产生。在这方面，卢卡奇的论述比马克思走得更远，涉及许多马克思没有加以论述，或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的内容。而且，与马克思相比，卢卡奇更注重从人的活动方式本身来展示物化结构和物化的负面效应。葛兰西则基于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和阐释转变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物质生产实践角度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做法，开始明确地将主体置于意识形态和启蒙文化的双重视域中来考察，主体变成了文化的主体。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都秉承了葛兰西的这一视角。不同的是，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基于理想主义文化观，将现实主体的存在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异化状态，将大众文化，或者文化生产描绘成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统治，彻底否定了大众文化的解放潜能，将文化生产与人民主体意识对立起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葛兰西开辟的文化视域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遵循，批判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走出文献，回归生活世界，拓展文化的内涵，将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力图把大众文化引到文化的内涵中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中，致力于揭示现实文化生产的内在机制，努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能动的主体的多样化存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