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现实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揭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联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方面从逻辑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与启蒙之间的关联，即启蒙思想既是统治的反映，也是统治的工具，正是在它的支持下，工具才赢得了独立性；另一方面动员来自文化工业以及更为普遍的日常生活例子来解说它们。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造成了启蒙的颠倒。第一，启蒙遵循数学的规则，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从而使不同质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换的东西，这是卢卡奇早期对物化现象批判思路的延续。第二，启蒙之颠倒，乃是由于一切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在市场中被抽象与蒸发。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通过以上两个方面，霍克海默、阿多诺深刻地揭示了启蒙思想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联。启蒙的隐性本质还是统治，只不过是一种外观上好看一些的强权。
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和对现实的分析这双重视角，霍克海默、阿多诺从必然性角度说明了以启蒙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会走向“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论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性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工业和理性共同塑造了其统治，这是一种无人的统治，即观念统治。对于启蒙的结果，他们指出：“天堂和地狱是连在一起的”,进步转化成了退步。在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人类进入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发展状况的理想，被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大众文化批判是技术理性批判在狭义的文化领域，即文学艺术领域的延伸。《启蒙辩证法》通过对“文化工业”的分析，开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主题。他们关于大众文化的阐释是在狭义上探讨的，即专门分析了作为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文化的异化。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历来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但大众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即变成了现代大众文化时，它的主要特征就不是大众化、通俗化了。为了使人们不至于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化，霍克海默建议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取代大众文化。《启蒙辩证法》关于文化工业的分析，主要目的是要揭示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大众文化的消极功能。在启蒙辩证法的视域中，文化工业产品的大众性，事实上是掩盖其实质的一种大众欺骗。文化工业通过生产极权主义的驯服工具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其创造性丧失了。它开始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和价值追求，进而造成了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第二，大众文化的技术化使得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造成的后果是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享用者都变成了工具；第三，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使人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更便于操纵；第四，文化产品通过对时空更强的占有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总之，虽然消费者认为他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借助文化工业得以满足，但他却忽视了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由社会设定的，人只不过是文化工业的对象，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人的思想和想象力。
综上所述，“文化工业”通过消弭艺术作品的反叛性，致力于将工人阶级非政治化。通过把生活中的所有矛盾表征为基于现有体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它的全部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