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理论发展中，意识形态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中性的含义②。20世纪，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强调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肯定面和积极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列宁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论述了“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基本特征，强调了意识形态既有维护乡村秩序的作用，也有革命的作用。卢卡奇从理论上挖掘和扩展了意识形态正反两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因此，西方一些学者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化的弥赛亚主义”。基于这种现实，有学者开始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指出，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称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含义是错误的意识和空想或幻想。第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既包括错误的意识，也包括正确的意识，这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理解。第三，指称统治阶级掩盖其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思想观念。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是在“历史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它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密切相关。他们强调：“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只不过后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或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一直是物质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的思想，而是误以为马克思只是将意识形态视为某些思想理论上争论的代名词，仅仅将其看作社会存在的扭曲反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才得到了系统的新阐释。
(二)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新阐释
20世纪20年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挫败，催生了葛兰西的总体革命思想，其中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核心，为此，葛兰西建构了系统的意识形态思想。他的意识形态观对后来的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始料未及且深远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加贴近欧洲市民社会的现实，更具文化意蕴。按照《狱中札记》英文版编者的说法，葛兰西在诸多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点在《狱中札记》里可以得到印证。葛兰西指出：“人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但必须是在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这个问题是保持整个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上的统一的问题。”①显然，葛兰西在这里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的做法，开始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拓展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看清资产阶级统治的隐蔽性。
葛兰西接着分析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他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特定结构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特定个人随意的意识形态。他指出，从意识形态是历史必需的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心理学的”,它组织人民群众并使其获得对自身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而从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只能创造个人的“运动”和“论战”等②。从这里我们我可清晰地洞察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新阐释。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从单一的统治阶级角度考察和把握意识形态，将其视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工具不同，葛兰西则将视角转向了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甚至个人在内的所有阶级或集团。或者说，在他看来，那些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的集团也有用以组织和使他们关于自身及世界的观念正当化的意识形态③。由此，葛兰西突破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阶级还原论。
另外，葛兰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一定的独立性。在他看来，这种独立性集中体现在它的物质性特征和功能上。葛兰西以对大众信念的阐释为例，探讨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他认为，认识到大众的信念具有物质性力量这一点很重要。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时，葛兰西引入并强调了“历史集团”的概念。物质力量是这一概念的内容，意识形态是这一概念的形式，虽然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只有纯粹的训导价值，但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不堪设想，反过来，如果没有物质力量，意识形态就会陷入个人的幻想①。显然，葛兰西将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理解为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而且，在他看来，在历史集团的形成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为正是它保证并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可见，意识形态是积极主动的。葛兰西的这一新阐释彻底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的观点。此外，葛兰西还指出，正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带来的斗争，才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斗争的场所。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洞察到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的这种新解释及其重要意义。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总结并明确地指出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和贡献，即葛兰西首次明确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特征、拒斥了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和否认了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②。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新阐释，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并在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中介下，形成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区别运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