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详细地对比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领导权超越了这两个概念：“领导权超越‘文化’……在于它很好地将‘整个的社会过程’和特定的权力分配及影响结合了起来……在任何真实的社会中，都存在着特定的不平等，这体现在手段及由此而带来的实现这一社会过程的能力上。在一个阶级社会中，这些在根本上体现着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葛兰西由此提出了认识统治与从属的必要性，然而这统治与从属还仍然被看作是处在一个总体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种对过程的总体性认识中，‘领导权’概念也超越了‘意识形态’。”①此外，威廉斯还揭示了领导权运作的内在机制，指出它是通过“整合”作用来实施的。威廉斯所谓“整合”是一个统治集团与从属集团之间持续斗争的过程，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控制或主宰。领导权在持续斗争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从属集团的不断抵制，因此，它必须不断地在这种挑战和抵制中调整、修正，甚至重建自身，使自己形成一个“真正而连续变化”的活生生的过程。可见，威廉斯强调领导权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调整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抽象价值。也正是因为如此，威廉斯才强调要用“实践性的”、具体的“领导权的”和“主导的”这样的概念取代抽象的、固定不变的“领导权”的概念。威廉斯对葛兰西领导权在用词上的改造可谓用心良苦，目的就是要强调一个活生生的、过程的领导权，并避免其再被拉回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这表明了威廉斯对领导权理解上的深化，即从强调领导权实施效果转向强调领导权的内在运作特点，进一步凸显了现实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并由此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一方面，领导权的统治与从属关系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引发的特定权力之间的斗争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这超越了他早期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威廉斯仍然将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的过程，而不强调结构上的冲突与对立，或表达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概念。
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界定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静观方式，也打破了学界对文化观念思考的精英立场，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审视作为整体的文化过程。在197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威廉斯将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他指出，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比如，文学这种上层建筑就很难说它是始终以或多或少的直接方式在上层建筑中，模仿和再现了现实的基础。文学及其他上层建筑对基础以及整个现实还有生成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必须将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物观念中抽出，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其中包含着基本的斗争与变异，因而成为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的特定活动。可见，威廉斯并没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将其视为过程，强调基于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但正统马克思主义把形态和内涵都十分丰富的文化与文学直接指向经济基础，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变得生硬而简单。事实上，在任何社会的任何特定阶段，总存在一个由实践、意义和价值等组合的核心系统，这就是文化。它既体现着人们在经济基础中的地位，又表达着上层建筑里的诉求。社会正是通过文化的描述来理解和反映共同的社会经验，分享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是人类现实力量的特殊形式，亦是社会共同体的普通活动，是日常生活的方式。在英国，威廉斯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尝试理解文化的多维度性质、尝试理解文化与其他社会实践(如政治)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