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在《批判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批评了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批判威廉斯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他提出了一种更为动态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远不止是一些自觉地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景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而文学文本反映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据此，认为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并基于此，对威廉斯想依靠活生生的经验来建构共同文化已达致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提出了怀疑。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既是人类的自我区分，也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治疗，文化还是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依赖，它在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浪潮中充分肯定人的能力的整体性、均匀性和全面发展，具有超阶级性、反党派偏见的超越地位。伊格尔顿从自己的文化批判角度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新兴文化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他与马克思一样，重视文化与阶级、国家的关系，认为民族性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之一。并且认为任何特殊的民族或种族文化要盛行起来，只有通过国家的统一原则，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文化本质上是不完整的，需要国家的补充才能真正完善。
鉴于上述批评，威廉斯在借鉴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实践内部的复杂关系，从而显现出活的生活经验与发展过程。威廉斯认为：“‘多元决定’概念比任何其他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势和真正的实践复杂性的概念更有用。”①但阿尔都塞并没有说明“多元决定”中的那些相对自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于是，威廉斯只得寄希望于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找到文化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动力根源和作用机制，即领导权的统治与从属。在他看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对于以选举及民意为主的社会，尤其重要”②。而且，对于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有必要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承认常规化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由文化来铸造和实现的。在《关键词》中，威廉斯考察了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含义。他指出，葛兰西用领导权来描述和分析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当然，这种支配关系涵盖甚广，包括特定的观察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简言之，领导权不仅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常识”,从而深深嵌入了大众的意识之中。因此，革命应该是对包括各种活跃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的变革，不能仅仅体现为一种政治或经济上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