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见，威廉斯在霍加特止步的地方继续向前，彻底摆脱了文化精英主义思维范式的束缚，初步建构了自己的文化观。威廉斯的观点代表了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流，只不过“大众”或“多数人”的所指从最初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各种弱势群体，如相对于男性的女性，相对于白色人种的有色人种，相对于异性恋者的同性恋者，相对于成人的青少年等。显然，文化研究成了一种捍卫他者的理论武器，它促使了早期文化研究中家长制意识形态的解体，致力于弥合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赞颂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威廉斯的文化观因其独特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也遭到了第一代新左派内部理论家的批评。比如，汤普森指责他对文化的界定忽视了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斗争。他指出，威廉斯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虽然避免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和决定论的错误，但仅仅运用文化这一概念来揭示更为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变迁和发展是不够的，因为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冲突无所不在，而文化概念却忽视了现实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不能充分地表达和解释社会的冲突和过程，明显缺乏一种历史感。所以，汤普森有针对性地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冲突方式”,而一种冲突方式就是一种斗争方式。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总结性地分析了文化主义将实践还原为文化经验的错误。他指出，在文化主义的解释框架中，文化是通过经验得以传达的。威廉斯通过经验将主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实践全部纳入“整体的生活方式”中，致使不同的社会及文化实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人所有的活动在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观照下都被文化化或经验化了。威廉斯通过把所有的实践都归结为“经验”,消弭了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将文化变成了人们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唯一视角。在文化主义者看来，缺少“文化”这一维度，就不能对历史的变迁做出充分而深刻的思考，因为这些社会变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文化的。在文化主义者那里，文化超越了人们所有的社会实践。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主义那里，“‘文化’不是一种实践……它贯穿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它们互相之间关系的总括。”①可见，文化主义根本不关注实践本身，无论是个人的社会实践，还是社会的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文化主义分析实践只是“为了把握一个特定时代、作为整个经验性存在的所有实践和社会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①。文化主义就这样通过将实践还原成经验，确切地说是还原成文化的经验，轻易地消解了各种实践之间的区分和差异。这一还原导致的结果就是将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斗争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文化主义者将社会中的社会实践与斗争都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自然组成部分，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逻辑体现。
汤普森对威廉斯和霍尔对整个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批评无疑是中肯的。单纯的文化概念确实不足以涵盖无限丰富的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而要用它来把握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过程时，文化概念就显得更加单薄和无力了。所以，正如经济概念不足以承担揭示历史运行和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一样，文化，特别是被还原为经验的文化也不足以涵盖社会总体性的内涵。
(二)文化生产是通过整体生活得以展现的表意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