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正是受到艾略特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的文化观，但它却仅仅适用于霍加特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社区。一旦超越这个特定的历史横断面，即当他不再以一个工人阶级的少年而是以以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审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时，他立马从一种肯定性的赞扬转向了否定性的批判。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产生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为参照系，那么 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工人阶级那里产生并流行的一些新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是不能被接受和认同的，是应该批判的。尽管霍加特从内心深处相信早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具有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从而以自己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来抵抗中产阶级文化的侵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文化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同化能力越来越弱，中产阶级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工人阶级文化中。20世纪50年代大行其道的大众文化就是两者的混合物。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没有阶级特征的强势文化，将工人阶级从原来的文化中连根拔起，使得工人阶级不得不面对那种无家可归的深层失落感。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无法再做自己文化主人的无力感深感悲痛。他的这种悲剧意识与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表达的情感何其相似!不同的是，霍加特将“少数人”变成了“多数人”。可见，霍加特在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后就以一种精英主义的怀旧论止步不前了。
威廉斯在借鉴艾略特思想的基础上，也强调文化了的整体性，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他强调指出：“‘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①同时，文化现代含义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朝向整体性评估的努力，即某一领域的变化会修改一种习惯法则，转变一种习惯行为，总体的变化完成后，会促使人们回顾总体规划，使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总体进行重新审视。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就是慢慢地重获掌控的过程。由此可见，威廉斯不再将文化仅仅理解为精神、知识和艺术的总和，而是将物质生活方式和体制也纳入文化的范畴中，即文化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更加清晰地指出：“文化的社会定义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表达了艺术和学术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②这个定义不但扩展了文化的内涵，使之包含了更广泛的范围，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广告等，而且强调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把文化和意义联系起来。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传达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定义将文化分析理解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所内涵的意义和价值的阐释。
相比较而言，霍加特以阶级为中介对社会进行判断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他对阶级的界定缺少了历史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可以在他的解释中帮上很大的忙，无奈霍加特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高的热情。事实上，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主进程的推进、大众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这些导致的工人阶级需要层次的提升，工人阶级有了更多参政议政的可能，他们开始走出之前的“家庭——邻居——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走向更大的社会舞台，他们的抱团意识开始向“共同体意识”转变。这并非工人阶级退化的表现，反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地位的提升。后者正是威廉斯看待这一事情的思路。他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新发生的这一切，将具有浓厚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化的开端。所以，在威廉斯看来，工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不是弱化，而是大大增强了。他相信大众文化是未来英国社会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