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通俗文化是一种日常文化。平民作为社会的边缘性群体，他们的意识、情感与价值观无不带有其日常生活经历的深刻烙印，因此，通俗文化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介入才能影响民众的意识、情感和价值观。换句话说，对日常生活的介入是通俗文化发挥社会功能的主要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化就是日常文化。通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首先体现为民众在通俗文化与自己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积极的意义联系。这种建立联系的行为一般从文本中产生，但并不是由文本提供的，它取决于民众的日常经验、社会语境同文本的相关性；其次，通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还体现在消费者在行为上将通俗文化与自己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费斯克指出：“大众生产力是以一种‘拼装’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进行再组合与再使用的过程。”②这种“拼装”的方式就是创造性地将身边的物质资源、物质材料进行拼接和组装，进而创造出蕴含自己意图的符号客体。上述两个方面的关联不仅对民众的社会生活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通俗文化本身也颇具价值。费斯克认为，通俗文化只有与民众的社会生活建立起这种复杂交织的密切关系，才算是实现了自身，因为通俗文化就是由民众与传播媒介共同创造的意义。通俗文化的参与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的“距离说”。费斯克的这一观点源于布尔迪厄的一段论述：“在大众娱乐中，参与是持续，明显的(嘘声或口哨等),有时候甚至是直接的(进入舞台或表演场地);在中产阶级娱乐中，参与则是间断的，保持一定距离的，高度仪式化的。”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对通俗文化积极介入和参与日常生活所引发的消极后果的担心。他们指出这种危害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认为通俗文化作为教育后代的范本有百害而无一利。霍尔和沃内尔等人通过将通俗文化分为不适合教育使用的通俗文化和适合教育使用的文化(他们称之为通俗艺术)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较有说服力批驳，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通俗文化介入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他们指出：“通俗艺术跟民间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它是商业文化中的一种个人艺术。某些‘民间’的成分得以保存下来，即使艺术家取代了不知名的民间艺术家，但表演者的‘风格’要比公共风格更胜一筹。这里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艺术不再仅仅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创造的——还有通过表达和感受的习惯，相互影响重新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虽然这种艺术不再是‘有机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直接产物，也不是‘人民创造的’,但从不适用于高雅艺术的方式来看，它仍然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②可见在霍尔等人看来，好的通俗艺术是能够重新建立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综上所述，通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兴文化，以都市为生成环境，以媒介为文化载体，以平民的意识、情感和价值观为社会意识，以介入社会日常生活为发挥社会功能的主要形式。由于文化所有的性质最终都要落脚到它的功能性上，所以对通俗文化来说，最关键的界定就是“通俗文化是一种日常文化”,因为它体现了通俗文化的社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涵盖了通俗文化的其他三个方面的内涵。总体来讲，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将对文化概念的探讨还原到历史和现实中，从重新论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拓展了传统理论语境中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文化所具有的物质属性，将文化生产理解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
伊格尔顿更明确地使用了“文化生产”这一概念，以强调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他指出文学既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的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他看来，书籍不只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而销售的商品。因此，文学也被视为一种制造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整体观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马克思研究“精神生产”的方法论并拓展了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如果说商品生产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状况的概括的话，那么文化生产就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复杂交织状况的新描述。可以说，文化生产是当代社会商品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文化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既错综复杂，又呈现出历史性的变化。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当代物质生产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当代经济的复杂的文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获得了自主权，因而可以将它们理解为一种有自身规律和实践特色的独立的文化。与以前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加凸显了文化生产的因素，也促进了人民生活方式的巨大的转变。人民的主体意识就蕴含在当代社会复杂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