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看，通俗文化是一种都市文化。威廉斯在《城市与乡村》中，基于“乡村”与“城市”这两个关键词进行分析，认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人类群体的经验”③,并用比较的方法凸显了城市的特性。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扩大城市的规模，增加城市人口，积累城市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城市的出现隐含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涵。城市的形成为通俗文化的产生创造了各个方面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普及教育。在英国，教育最早是一种职业的训练、一种社会性格和特殊文明的训练。并由此造就了教士和贵族。中世纪时，教育依然是一种职业训练，但扩展到了培养哲学家、医生与律师。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理论的发展引发了英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家庭教师产生。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形成，新式的普及教育逐渐增长，同时教育中的民主因素也开始增加。20世纪，教育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因为城市生活既有普及教育的需求，又提供了普及教育的条件。教育的普及培育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阅读能力，刺激了他们的阅读需要，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阅读所需要的闲暇时间。简言之，城市生活为通俗文化的产生准备了受众这一基本条件。由于城市里广泛出现的对阅读的需求，就产生了以满足这种需求而谋生的人，即作家也成了一种的职业。同时，城市也为通俗文化的印刷和出版提供了技术和设备的支持。
第二，通俗文化是一种媒介文化。伯明翰学派的学者指出，通俗文化并不是指通俗读物、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形式，它们只是传达通俗文化内涵的符号系统，是通俗文化的载体而已。作为一种物质性载体，它需要遵循物质生产的规则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指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与意义系统的交流，进而产生新的意义。当代社会，通俗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借助于载体，即当代的传播媒介来完成的。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当代通俗文化对这种媒介及其传播机制的依赖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媒介在文化生产与交流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以至于不能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传播的工具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将其看作整个通俗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或者说，媒介就是通俗文化在当代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因此，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都纷纷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媒介作为自己的文化研究对象，试图从对媒介的研究出发来考察通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