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相对主义的回应，伊格尔顿提出了“一般文化”范畴。所谓一般文化，不是任何特殊生活样式的表征，它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价值。一般文化植根于人类共同的审美和道德情感。与之相对，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具体文化。具体文化反映人类生活的私人化领域，是文化由个人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过渡，比如作为贵族的个人及其生活不是文化，但从贵族的整体来看，它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贵族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反映了具体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伊格尔顿认为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的矛盾之处在于，一般文化是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是人类的自我疗养，它契合了文化的原初内涵——“心智的栽培”,而具体文化强调个性、差异，厌恶团结和组织。不得不说，伊格尔顿提出一般文化，并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是其对文化辩证思考的结果，也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观的一种遥相呼应，基于不同现实和理论传统产生的两种异质文化观从最初的截然对立，到最终的惺惺相惜，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
(三)文化是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中介系统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核心和灵魂人物，霍尔跨越了两代新左派的代际鸿，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前辈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批判性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正是在总结和批判前辈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霍尔发掘了文化主义的理论核心和应用价值，并将其推广到英国工人阶级共同体以外的其他共同体，比如性别、种族、民族等群体的研究中，推动了国际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同时霍尔也借助这一阶梯攀上了新的学术高峰。
霍尔以自己的理论积极介入战后的英国社会，很快就成了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他既是《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也担任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良好的沟通能力及行政领导身份使其成了新左派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和思想的综合者，也使他既能以局内人又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两代思想家持续了20年的思想交锋。他们争论的主题是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化，发展一种能够有效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1980年，霍尔发表了文化研究史上最为著名的论文之一《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对新左派的争论做了一个权威性的总结。他在文章中区分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文化研究范式，分别指出了两种范式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提出了扬弃两者以达到更好地发展文化研究的新方案。
伯明翰学派理论家们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和整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的定义。一方面，他们重新反思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将文化看作一种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将文化视为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文化理解为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中介系统。
我们可以透过伯明翰学派对通俗文化的分析来洞察和把握他们的文化观，因为它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约翰·斯道雷指出，现代通俗文化的研究始于马修·阿诺德，他打破传统，找到了把通俗文化置于文化这个大范畴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①。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阿诺德的这一方法，将资本主义新兴的通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通俗文化的文化载体及其生产社会意义的过程、通俗文化蕴含的社会意识以及通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四个方面探讨了通俗文化的本质特征。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