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文化是一个纠缠着各种利益的复杂存在。伊格尔顿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文化一词现代意义：第一，文化意味着礼貌、文明等，意指一种普通的知识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过程；第二，文化呈现出有特色的生活方式的现代意义。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宏大叙事，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它是种族的而非世界的，是在原比思想更深的层面上依靠情绪生存的现实，对文化的体会远比推论式的理性维度更深刻。这意味着文化本身是复数的和多元的；第三，专门指称艺术的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大到可以包括一般的智力活动，小到指称那些更为“形象的”追求，比如音乐、绘画和文学。
很明显，在伊格尔顿那里，文化和生活世界建立了一种同一关系。这种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以及威廉斯的文化主义异曲同工。他们都把文化与阶级生活联系起来，文化日常化、生活化了。但必须指出，伊格尔顿反对文化主义后来出现的泛文化倾向。他认为，威廉斯后期将个体的思考习惯等十分微观的存在也视为文化，显然过于宽泛了，文化变得和社会享有共同的资源。另外，伊格尔顿还指出，这种泛文化倾向还有可能导致文化成为总体商品的组成部分。这样，文化讲不出必然性的范畴从哪里结束，自由的王国又从哪里开始。过于泛化、个体化的文化定位将把社会变成原子化的社会。相反，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具有社会批判与纠错功能，文化要求人们为公正而呐喊，关注自己的局部利益以外的整体利益，将文化与实现弱势群体的公正联系起来，从而文化可以改善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
从反对泛文化倾向的立场出发，伊格尔顿进一步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以及《文化的观念》等著作中表达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态度。他指出，虽然文化可以松散的概括为构成特殊群体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习惯、信念和惯例，但在文化主义的先驱们那里，对文化范围的这种泛化态度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即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样式纳入文化，从而把工人阶级纳入文化主体中。后现代主义者却误解了这一点，他们把文化扩展到跟“社会”范畴一样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警察是一种文化，博物馆是一种文化，甚至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也可以成为文化。伊格尔顿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相对主义立场还表现在，他们坚持的文化差异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幻象。后现代刻意追求文化的差异性、刻意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独立性，会将文化置于危险的境地。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强调文化的排他性和攻击性，使文化成为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比如它会成为某些支持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权利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借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还会导致文化价值评判功能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完全变成了政治性的，它承担了伦理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政治的任务，其实用性有所增强，但却丧失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失去了精神向导的功能。于是，文化不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转变成了实际问题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