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一方面基本赞同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界定，认为这种全新的文化阐释比自由理想主义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文化不再被视为完成了的静物，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和阶级在共同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因此，他继承了文化是民有和民享的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判家，伊格尔顿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词源学方面深化了对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解。他指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创造文化。文化是具体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的政治现实问题，文化是政治斗争的场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格尔顿一直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后现代是一个文化研究的时代。他在继承并不断超越前辈们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批判理论。他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另一方面彰显了文学和文化两大维度。
伊格尔顿以马克思的文化与社会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物质关系来诠释文学和文化。同时他继承了威廉斯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并加以批判改进，形成了既注重文化的物质属性又兼顾文化与社会的现实互动关系的独特研究路径。当然，他同样也受到英国本土经验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引用洛克等经验哲学家的思想。但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不同，再加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首要特征是一种逻辑的建构。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是“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扩大。文学的范畴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包罗了一切文化现象，实现了从文学向文化的转向。这种转向构成了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的前历史和现实态势的背景。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研究文学理论，提出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他指出：“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纯文学理论’只可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绝不应当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文学生产的是表达体现，各个时代的文学文本从行文风格、内在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文本物质形式。
在《文学理论引论》和《批判的功能》等著作中，伊格尔顿开始从理论思辨转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理论。这种方法坚持了文学批评的大视野，注重文学本身的外部性联系，即文学一方面处于文化生产的中心地带，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如经济生产和政治生产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文化研究不能仅仅从文化本身着手，还应该从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等唯物主义的性质入手。伊格尔顿牢牢地树立了“文化”在社会思考中的中心地位，用自己的方式突破了利维斯主义把文化单一化的变为高雅文化、把文化创造者和分享者规定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按照后者的路径，文化批判必然走向体制内的自我批评，缺乏多元的交流与汇通天下。最终既不能解释清楚文化的内在机制，也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简言之，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缺少社会批判的维度。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将文化看成是人类智慧之光，它的社会功能在于主导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及其生活和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必然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这种政治实践的目的就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伊格尔顿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出发点，以威廉斯的文化主义方法为模板，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
